歷史上韓國使用漢字的情形

      現在一般提到韓國文字,大家想到的就是那種看不懂的ㅁㅁㅇㅇㅅㅅ符號,應該很少人知道以前的朝鮮半島是大量使用漢字來做書寫工具的。所以韓國文字仔細來說,歷史上韓國使用文字的情形應該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使用外來漢字的漢字時期(?~西元1970),一類是使用韓國自己發明的한글文字時期(西元1444~今日)。

首先來談漢字時期

韓國歷史分期:(一)古朝鮮時代:檀君朝鮮,箕子朝鮮(1000bc~194bc),衛滿朝鮮(194bc~108bc),漢四郡(108bc~)

                     (二)三國與統一新羅(57BC -936):新羅(57bc~936),高句麗(37bc~668),百濟(18bc~668)

                     (三)高麗時代(918-1392)

                     (四)朝鮮時代(1392-1910)

                     (五)日據時期(1910-1945)

                     (六)兩國時代(1948- ):大韓民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漢字是什麼時候傳入朝鮮半島,並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但由於中韓兩國是邊境相鄰的國家,因此漢字傳進韓國的時間,隨著歷史上密切接觸應該不會太晚。有一種推測是,殷商的箕子東走朝鮮建國時就將漢字帶進去了。另外有一種說法是,漢武帝打敗「衛氏(衛滿)朝鮮」建立「漢四郡時期(西元前192-)」,藉由當時從中國派去漢四郡的官員與來往經商的商人帶進來之後,當地的上層階級開始廣泛接觸與使用漢字。

      根據古代所編撰書籍的情形來看,目前從資料上可以找到比較明確的時間是,上推至韓國三國(新羅、高句麗、百濟)時代的早期使用漢字的情形。雖然『三國史記』和『三國遺事』是目前留傳下來記載韓國三國時代歷史的最古老書籍,但根據其他資料,我們知道的是三國本身自己都有編撰自己的歷史書,例如高句麗國初期就有史書『留記』100卷,並且相傳高句麗嬰陽王11年(600年)時,曾命令太學博士李文真刪修『留記』成為『新集』5卷。另外根據古代的記述,百濟國在第十三代的近肖古王(西元346-375)時,得到博士高興之後寫了『書記』這本書,又根據日本的古代史書『日本書記』這本書裡常引用的百濟書籍就出現有『百濟記』、『百濟本記』、『百濟新傳』。至於新羅國,根據『三國史記』上的記載,真興王6年(西元545年)時命大阿飡居柴夫等人編撰國史。以上這些書籍都是用漢字書寫的,可惜的是它們都沒有傳下來。

      不過能編譔書籍,就表示已經有很多人需要這些書籍、可以看這些書籍、甚至熟練的使用這些漢字,因此我們在中國的史書上也找到,『北史高句麗傳』說高句麗國內有:「書有五經(易、詩、書、禮、春秋)、三史、三國志、孫盛晉春秋。」,『舊唐書高麗傳』說:「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舊唐書百濟傳』說:「其書籍有五經子史。」。高句麗和百濟要這些漢字的書籍做什麼用呢?一個很大的功能是當作教科書用來做教育。歷史記載高句麗小獸林王2年(西元372)正式設立太學,是三國中最早的,百濟是近肖古王29年(西元374)設置博士,新羅國最慢,到了新羅史中期的真德女王5年(西元651)才設置「大舍」(國學之官)。

      除此之外,如果再搭配佛教在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的興盛歷史,所帶動起來的漢文佛典的傳入、研讀、使用,以及許多中國的僧侶東渡到三國去宏法等等,就可以推測漢字、漢文學的學習在當時,是受到重視同時也是她們的國家政策,因此出現許多有名的漢文學者,例如新羅在統一三國初期的巨擘「強首」和「薛聰」。

     強首,擅長於外交文書,是新羅統一三國的重要文臣。根據『三國史記』記載,他的母親夢見長角的人而懷了他,出生後後腦袋有一塊凸出的骨,被視為將會是奇才。後來武烈王驚訝他的文才,稱他為「強首先生」,並讓他負責擬寫回謝唐朝皇帝的昭書表。『三國史記』記載後來武烈王的兒子文武王稱讚強首說「強首文章自任,能以書翰致意於中國及麗濟二邦,故能結好成功,我先王請兵於唐,以平麗濟者,雖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則強首之功豈可忽也。」。意思是說當時新羅對外的外交書信幾乎都由強首負責,不管是向唐朝、高句麗、百濟要求締結和好的結盟書,或是向唐朝請求派兵援助的懇求信,強首都做得相當成功,所以統一工作雖然說是武力很重要,但「文章」的溝通功力也是非常大的助力。

      從這裡可以知道強首的漢文功力深厚,因為漢文可以說是當時的國際語言,而且想要向當時的大國唐朝求救兵不寫漢文,恐怕是不行,就好像現在如果我們有事想要求助美國,你認為是用中文寫給美國總統好呢,還是用英文寫給美國呢。同時也由於強首文章「請放仁問表」的文情並茂、情真意切,終於感動了唐高宗李治而釋放回長年被羈押在長安當人質的新羅文武王的弟弟金仁問。另外根據一般學者推論文武王的「答薛仁貴書」恐怕也是出自強首之手。

      薛聰,新羅著名僧人元曉大師的兒子,最被人熟知的事情是,孝昭王元年(西元692)命薛聰以方言(新羅話)講解九經(中國的經典),所以也有些記載說韓國的「吏讀(借用漢字來記載韓國語)」是薛聰創制,不過目前還沒有確實的證據來支撐這個說法,其實以上述漢字進入朝鮮半島的年代來看,或許說是薛聰來整理前人所留下來的混亂的吏讀用法,讓它更加統一與有制度,可能是比較適當的。

     另外新羅有許多文人留學唐朝,例如金雲鄉,金可紀等前後共有58人曾經在唐朝科舉中的,其中很有名的是崔致遠(新羅末人,857-?),唐末黃巢之亂的討伐黃巢檄文就是出自崔致遠之手,檄文內容義正詞嚴淋漓痛快使得崔至遠的文名廣為人知。下面這兩篇都是崔致遠的作品

『秋雨夜中』

秋風惟苦吟 世路少知音 

窗外三更雨 燈前萬里心

『古意』

狐能化美女 狸亦作書生

誰知異物類 幻惑同人形

變化尚非艱 操心良獨難

欲辨真與偽 愿磨心鏡看

     到了高麗時代(西元918~西元1392),佛教僧侶的地位進一步提升,以及儒學的提倡和教育機關的發達,這些都是高麗朝廷的重要政策,於是在高麗初~中期的時候,許多知識份子都是儒佛並立,兩者兼修,儒者同時篤信佛教,而僧侶也兼通儒學。加上摹仿唐朝科舉制度的成熟,因此可以說一般知識階級人士,都能自由的使用漢文文字,毫不感到如何不便,也就是說對漢字和漢文的依賴是更勝過前一個朝代的。因此我們看到許多如史書:『三國史記』『三國遺事』,著作:『破閑集』(李仁老)『李相國集』(李奎報)『補閑集』(崔滋),以及很有名的高麗佛教遺物『八萬大藏經』等等都是用漢字漢文寫作,下面是一些作品的樣子。

『三國史記』

「人有上下,位有尊卑。名列不同,衣服亦異。俗漸澆薄,民競奢華。只尚異物之珍奇,卻嫌土產之鄙俗。禮數失於逼僭,風俗至於陵夷。敢率舊章,以申明命。苟或故犯,固有常刑。」(興德王(826-835)9年)

「爾有時名,國人無不知,而以微者為偶,不亦可恥乎。」(列傳強首)

「夫婦之道 人之大倫也 故夏以塗山興 殷以新+女氏昌 周以褒姒滅 晉以驪姬亂 國之存亡 於是乎在 其可不慎乎 今弓福海島人也 其女豈可以配王室乎」(文聖王七年三月)

「婆娑王獵於榆飡之澤 太子從焉 獵後過韓歧部 伊飡許婁饗之 酒酣 許婁之妻攜少女子出舞 摩帝伊飡之妻亦引出其女 太子見而悅之 ..…. 以摩帝之女配太子焉」(三國史記新羅本記第一祇摩尼師今條)

 

『三國遺事』

「真智大王 沙梁部之庶女 姿容豔美,時號桃花娘,欲幸之,女曰女之所守,不事二夫,有夫而適他,雖萬乘之威終不奪也。…王曰,無夫則可乎,曰可。…汝昔有諾,金無汝夫可乎,女不輕諾,告於父母,」(『三國遺事 卷第一 紀異第一 桃花女 鼻荊郎』)

「乃命阿之,公知庾信之意遂幸之。自後數數來往,庾信知其有娠,乃嘖之曰,爾不告父母而有娠,何也。乃宣於國中,欲焚其妹,……時公昵侍在前,顏色大變,王曰是汝所為也,速往救之,……自後現行婚禮。」(『三國遺事 卷第一 紀異第一太宗春秋公』)

 

李奎報 的詩文「代農夫吟」

帶雨鋤禾伏畝中   形容醜惡豈人容

王孫公子休輕侮    富貴豪奢出自儂

新穀青青猶在畝    縣胥官吏已徵租

力耕富國關吾輩    何苦相侵剝及膚

 

李齊賢 的詩文 「洞仙歌 杜子美草堂」

百花潭上   但荒煙秋草    猶想君家屋鳥好   記當年   遠道華髮歸來   妻子冷  短褐天吳顛倒

卜居少塵事  留得囊錢  買酒尋花被春腦   造物亦何心  枉了賢才   長羈旅  浪生虛老  卻不解  消磨盡詩名  百代下   令人暗傷懷抱

 

     至於朝鮮時期(西元1392~西元1910)所留下的漢文資料就更多了,我們簡單的舉一些如官方的國史史書:『朝鮮實錄』『承政院日記』『備邊司謄錄』等。大臣上朝的奏折如: 柳成龍「請訓練軍啟」,文人的遊記方面如:朴倧『白頭山遊錄』,當時流行的小說:金時習(1435-1473)『李生窺牆傳』,或是一些雜記如:朴趾源(1737-1805)『熱河日記』以及個人的著作 朴齊家的「北學議」丁若鏞的「牧民新書」等等,太多舉不完。

這是《高麗史》仁宗4年3月辛卯上的記載:

金昔為小國,事遼及我,今既暴興,滅遼與宋,政修兵修,日以強大,又與我境壤相接,勢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問。

 

金昌業的《稼齋燕行錄》記載他到北京途中,所見清朝官員點收方物的情形及操守曰:

  一胡坐于階頭,手指文書,只照視物件而並不閱視好惡,亦不計數,直納庫中。戶部郎中二人,但坐門內東炕,無所監視,其簡易如此。......。而柳(柳鳳山)所持鞭,以筋為心而藤纏其外,即我國所造也。郎中求見,頗有愛意,而終無所言云。(註90)

 

朝鮮的《同文彙考》補編卷六 使臣別單 十一的地方記載,乾隆42年(西元1777年)朝鮮進賀謝恩兼冬至行的書狀官李在學,對蒙人的觀感是:

  部落甚多而悍惡,忒甚極寒,設帳車上而宿於道路,朝乃拂雪而起,飢則只食駱肉與狗,同器而食,故清人畏而賤之,鬥時謂如蒙古,則必艴然怒以為大辱。

      由於韓國傳統典籍幾乎全是以漢文寫成,因此廢除漢字之後,就歷史文化傳承的延續性而言,出現嚴重斷裂的困境,現在的韓國人(除了少數人之外)可以說全然不能直接閱讀祖先們的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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